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李国成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发表《人工智能文学及其对现代文学观念的挑战》一文，从后文学与后人类的视角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历史、挑战和潜能进行了探讨。

首先，论文指出，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文学与科技相结合的新形态，根据采用的技术路径的不同而具有顺序范式和连接范式两种类型、两个阶段，近年来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突破有赖于人工智能技术路径的转换所带来的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的迅速进步。然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文学的创作机理在人类文学活动中早有萌芽，并与20世纪多种先锋文学实验相应和，自动性、随机性、程序性等人工智能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正是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达达主义的“剪切技术”以及潜在文学工坊的“限制写作”等所尝试和追求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工智能文学是对这些先锋文学实验内在诉求的回应。在应对20世纪初以来传统文学的危机中，先锋文学运动所设计的各种文学效果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条件下能够得到更为便利和丰富的实现，这表明我们不宜简单粗暴地贬黜人工智能文学的意义和潜能。

其次，论文讨论了现代文学观念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各种批评，并分析了这些批评中的富有争议之处。人工智能文学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后文学和后人类状况下的新现象，但人们评价的标准却往往是17、18世纪建立在作者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文学观念，这是一种应当认真审思的重要错位。事实上，现代文学观念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并非揭示了文学永恒不变的本质。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一人工智能文学诞生和发展的时期，现代文学观念也遭受了剧烈的冲击，以至于“作者死亡”“文学终结”的宣言层出不穷。论文主要从三个核心要点考察了人工智能文学在现代文学观念下的争议：第一，情感问题。“情感”是浪漫主义运动赋予现代文学观念的核心要素，也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文学难以表达的内容。但20世纪以来影响巨大的文学客体论主张削弱甚至排除情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作用，而阿兰·托梅的研究也指出，现代文学观念中的“情感表现论”含有一种谬误推理，从文本的情感特征僭越地归因到作者的情感体验。如果情感只应在文学的文本特征中表现和把握，那么就为人工智能对文学文本情感特征的深度学习和模仿创作提供了空间。第二，灵感问题。现代文学观念对文学创作的灵感和创造力极为推崇。而检视人类的文学活动史，文学创作并非一直以来都仅依靠天才和灵感，如荷马史诗等早期人类文学作品即是编织而成，而非个人灵感的产物，到了20世纪，“编织”观念又重新复兴，作家再度被提倡和定位为各种书写的编织者。第三，作者问题。情感和灵感问题都导向了作者问题，对人工智能文学的争议的关键也在于此。但作者及其创作方式历来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和建构，现代文学观念基于印刷术塑造的文化状况，既不符合此前口语文化下的文学活动特征，也无法恰切地应对当今的数字文化所造就的文学新变。

再次，论文提出应从后人类视野来重新考察人工智能文学的本质与潜能。现代文学观念之所以遭受人工智能文学的严重挑战，是因为它基于的作者中心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而人工智能文学则是后人类状况的产物。进入后人类状况后，我们应从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中心主义立场转换到更符合实际的人机协作的赛博格立场。一般所认为的“图灵式人工智能文学”从根本上是人类中心主义话语的变形，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也尚未实现；当前技术所实现的仍是“利克莱德式的人工智能”，它从属于赛博格话语，是人与机器的非中心化的合作与共创。如果我们从文学创作活动整个流程着眼，既重视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又正视其对人的依赖性，那么，人工智能文学毋宁说是一种非中心化的“赛博格文学”。它不是人工智能主体的自我表达，而是与人机共生的赛博格信息系统相匹配的全新形态。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工智能文学就不再是另一文学主体所产生的拙劣模仿和潜在威胁，而是作为赛博格的人类的完整能力的表达方式，能够极大地拓展文学的概念空间和表现形式，在人类视角与机器视角、作者与读者、语言文本与非语言文本等方面具有跨界潜能。

同时，论文也强调，尽管人工智能文学的“后文学”特征使之不宜再以现代文学观念的描述性概念进行评判，但这绝非是说应拒绝任何传统的规范性文学观念对人工智能文学的指导。对待人工智能文学的“后人类”态度也不是要彻底取消对人类自身的关怀，而是试图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以更切中现实的广阔视野重新审视和关切人的存在状况，并由之为人类谋求更好的未来。人工智能文学作为海德格尔所批判的“语言机”的产物，是融危险与机遇于一体的“雅努斯的双面神”，需要我们在其发展中不断地加以追问和反思。